绵里藏针

低调得近乎窝囊的醇亲王奕譞，其家却一连出了两任皇帝（其子光绪、其孙宣统），一任摄政王（其子载沣），两个郡王（其子载涛、载洵）。.暁^税~C+M-S· ￠勉`沸\阅,犊!道光皇帝的儿孙当中，风水几乎都流往老七家中。

和恭亲王一样，醇亲王成为中央二号首长、挑上国家重担后，嘴巴立即闭上，尾巴马上夹紧，而他对慈禧太后的态度，成为后人诟病的主要对象。主流的观点认为，他在慈禧面前，比恭亲王更能逢迎、更为软弱，而最大的罪证就是不惜拿海军军费为慈禧太后建设颐和园，令北洋舰队成为“房奴”。

颐和园的建设资金来源，一直是蒙在慈禧和醇亲王，包括李鸿章头上的阴影，人们普遍认为他们挪用了本该用于北洋舰队的军费，而直接造成了甲午战争的失败。但这一指控，如同针对晚清的诸多政治抹黑一样，是完全虚构和曲解的。

这一指控的来源，缘起于《翁同龢日记>>（光绪十二年十月）。庆亲王与醇亲王见面，“深谈时局”，醇亲王请庆亲王转告翁同龢等，在为慈禧太后修建颐和园的问题上，要“谅其苦衷”，他的目的就是“以昆明湖易勃海，万寿山换滦阳也”。/精*武\小,税-徃+ ~首?发-这么做的动机，与其说是逢迎慈禧太后，不如说是营造一种更为和谐、团结、吉祥的氛围，一则表白自己的忠诚，让领导放心，二则也希望老佛爷及早放手，使光绪皇帝能够尽早单飞。这是一种无需言辞、心照不宣的表白。

严肃的史学论证却认为，此“勃海”并非北洋舰队活跃的“渤海”，而与下句中的“滦阳”一样，指代的是一处塞上行宫“白海”，其意思也就是让慈禧就近在京郊修园林，而不是如同祖宗们那样跑到更为遥远的塞上去建行宫。

更为关键的是，为北洋舰队预留的经费，是根据收支平衡的基础所做的国家预算，众日睽睽之下，根本没有截留的余地。为修颐和园而筹集的260万两白银，虽然名为“海军军费”，却并非来自财政拨款，而是各省督抚们的私人“报效”。?微~趣~暁.说- +追′醉*欣`蟑?节?醇亲王因为同时监管颐和园工程和海军建设，就将这笔款子以北洋的名义同时存入天津的外资银行生息。取名“海军军费”，为的是减少舆论对中央的可能压力，却没想到效果适得其反。而这些舆论的源头，来自康梁师徒流亡之后的政治抹黑，如同他们以武则天的小说形象为蓝本虚构慈禧私生活一样。梁启超晚年自承当年文字均为政治宣传所用，不可作为信史。

实际上，围绕北洋舰队的军备更新、扩充，争论的焦点并非预算经费的运用，而是对军事改革的不同应对思路。以翁同龢为代表的“清流派”，根本不顾及军事技术革命的浪潮，对李鸿章提出的北洋舰队更新方案横加阻遏，认为吨位数已居世界第八就足以保卫海疆，在国家预算中大量缩减了北洋的军费，导致北洋的相对战斗力大为下降。

同样在颐和园的修建上，恭亲王的“硬抗”，就远不如醇亲王的“软受”。而醇亲王也从这样的政治默契中，获得了更大的自主空间：在他执政期间，所有改革措施都更为直接，时人慨叹醇亲王比恭亲王要更加痛快果断。从李鸿章留下的各种文献看，他把恭亲王更多地当做英明领导，而把醇亲王更多地当做知音和战友。每当李鸿章的改革遭遇阻击或挫折时，恭亲王是暗中保驾，醇亲王则是公开护航，旗帜鲜明，态度清晰，毫不含糊。

从醇亲王在慈禧面前的柔软身段看，我们或许可以说他是绵里藏针；而从醇亲王对待改革和改革者的鲜明态度看，他更有“针尖带绵”的一面。这种性格遗传给了他的儿子、第二代醇亲王載灃（溥仪之父），这位末代摄政王在内政（政改力度空前绝后）、外交（既敢于与美德两国结盟，也敢于派军舰巡视西沙东沙等群岛）上频繁亮剑，却能容纳反对势力，甚至赦免汪精卫那样的欲取他性命的刺客，而在改朝换代后，甘于乃至乐于被人误以为“窝囊”。

1888年，醇亲王一度病危，自以为不久于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