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文章。奉命 下去调查的人不过是走过场似地下去跑一圈，按照上级的意图以调查和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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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的名义给事故贴上 “阴谋破坏”的标签。调查组的人根本不敢当真地调查， 发现了疑点也不敢秉公报告。不过，即使他们敢于做出实事求是的鉴定，审 判的组织者也可以不接受，可以销毁这样的鉴定，可以重新委派调查组，甚 至可以根本不去做什么检验，而径直宣布技术鉴定的结论。法庭的听众和法 庭以外的人民，有谁敢于或有权力去检查鉴定是否存在和鉴定的真伪呢？就 连可憎的维辛斯基，他也未必敢于对明知是假案的案件说个 “不”字。名义 上代表人民的法律实际上并不代表人民甚至变成了反人民的东西。法律变成 了一些人手中的政治工具和娼妓时，法律的可悲之处就在于此。 可是，按照维辛斯基的说法，就连这样徒有其名的调查和检验实际上也 是不需要的。因为，按照他的所谓理论，作为刑法的灵魂的物证，是可有可 无的，而涉及阴谋的案件则根本不需要物证。他在谈到第一次公开审判缺乏 物证的情况时说： “被告们的行动是他们自己实施的 不过，从法律要求的 观点看，我们手中有什么证据呢？ 可以这样提出问题：阴谋，是您说的， 但是您的材料在哪里呢？ 我敢于肯定他说，依照刑事诉讼科学的基本要求， 有关阴谋的案件中这样的要求是不能提出的。” （37） 维辛斯基在起诉词中卖办地耍弄着蛊惑人心的言辞，以图煽动人们对被 告的憎恨。 “他们爆炸矿井，焚烧车间，颠覆火车，残害和杀害成百上千的 优秀人才，我们国家的儿女。戈尔洛夫斯克氮肥厂的 800 多名工人通过 《真 理报》报告了因破坏分子的叛卖行动而死去的这个厂的优秀斯达汉诺夫工作 者。请看这些死者的名单：卢尼奥夫，斯达汉诺夫工作者，1902年生；尤金， 一个有才干的工程师，1913 年生；库尔金，共青团员，斯达汉诺夫工作者， 23 岁；斯特列尔尼科娃，女突击手，1913 年生；莫谢伊茨，突击手，也是 1913年生。这是被杀害的。受伤的人有十多个。马克西缅科被害了，他是个 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完成了生产指标的 125—150％；涅米欣，一个优秀的突 击手，他牺牲了 10天的休假，下到了 ‘中心矿’的井底，可是有人在那里等 着他，把他害死了；爆破工尤里耶夫也被打死了，他曾参加与中国白匪的战 斗；兰宁被打死了，他参加过国内战争，是个老矿工，等等，等等。” （38） 维辛斯基在谴责和肆意咒骂那些已被害死和正在受审的革命家时，没有 忘记贯彻上司的意图，即把大清洗更加深入更加全面地进行下去。他明确指 出，第一次公开审判和第二次公开审判的被告都隐瞒了自己的重大罪行，审 判不能就此止步。他说：“托一季联合中心”的被告曾发誓说出了全部真相， 但是后来对他们犯罪的细节进行分析时，到处都发现他们的谎言和欺骗。谈 到第二次公开审判的被告，维辛斯基断言他们连自己罪行的一半也没有说出 来。维辛斯基虽然没在审判庭公开宣布下一步的清洗目标是布哈林、李可夫 的右倾反对派集团，但他作出了十分明确的暗示。他点出了皮达可夫 1918 年所谓与社会革命党人谈到逮捕列宁从而实现政变的罪行，暗示了布哈林及 其 “左派共产主义者”因同样“罪行”将被揭露。为了明确暗示下一步将清 洗布哈林，维辛斯基引证了索科利尼科夫关于所有反对派是统一的供词。当 然，这样的供词是由内务部制造出来的，供词并不代表被告的本意，而是代 表了内务部的意图。雅哥达、叶若夫、维辛斯基等善于通过被告的嘴表达他 们要达到的意图。索科利尼科夫被引证的供词说，早在 1932年，托洛茨基分 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右倾分子就在以前被认为是右倾反对派的纲领上基本 达成一致。这就是以上三个反对派共同遵守的纲领性方针：柳金纲领。 “柳金案件”在前文中多次提到，它就是1932年9 月由国家安全总局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