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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被平反昭雪。 所谓莫洛托夫 1934 年遇害案，可以作为内务部制造假案的典型例证。 1934 年 11 月，莫洛托夫到普罗科皮耶夫斯克去视察。在火车站下车后，他 和随行人员乘上了阿诺尔德驾驶的汽车。在行进途中，汽车的左轮驶到了路 边的沟坡上。汽车停了下来，任何人都没有受伤。当时，谁也没有把这件事 当作什么严重事件。阿诺尔德因疏忽受到了市党委会给予的警告处分。1935 年2 月27 日，处分撤销。1939年 10月，普罗科皮耶夫斯克市党委书记A ·库 尔干诺夫，因涉及某案在法庭上受审时，谈到了莫洛托夫车祸事件，他说： “莫洛托夫和我乘坐的汽车的司机，是由市内务处安排阿诺尔德担任 的，因为当时我被告知，联共 （布）市委会的司机未经审查，不能让他开车。 很明显，我本人在这件事中是没有任何恶意的。阿诺尔德因这一事故受到警 告处分。阿诺尔德将这一情况写信告诉了莫洛托夫。莫洛托夫将这封信转给 了边区党委，边区党委则把它寄给我们，并指出必须重新审查他的事情，因 为莫洛托夫认为给予警告处分是不对的。阿诺尔德事件经重新审查后，给他 的警告处分撤销了。” （41） 很显然，莫洛托夫只不过遇到了一件算不上车祸的小小的事故，对于坐 车和开车的人来说，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是，1936 年阿诺尔德被捕了。 不久，内务部从他和被捕的舍斯托夫的口中得到了关于试图谋害莫洛托夫的 供词，谋害的行动就是上述的小车祸，情节也基本上没有变。这一次，莫洛 托夫没有发出什么指示。这就是莫洛托夫遇害案的逻辑。第一次莫斯科公开 审判时，莫洛托夫未被列入被谋害的名单，当然不需要对季诺维也夫、加米 涅夫提出类似的指控。第二次审判时，莫洛托夫被列入了被谋害的名单，于 是，实施谋害的人就出现了，小小的车祸就被发现并被升级了。 最使人费解、最不合乎常理、最没有说服力的，是皮达可夫等要谋杀的 名单中还有奥尔忠尼启则。皮达可夫和奥尔忠尼启则在共同献身于社会主义 建设事业中，建立了超出常人间的友谊，这是当时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和社会 上许多人都知道的。然而内务部却硬要安排朋友、同志相残的故事。奥尔忠 尼启则探望狱中的皮达可夫以及他在后者被处决后的极度悲愤，都说明了内 务部制造的说法是多么离奇。 在内务部的刑堂中，被告们被加工到适宜的程度，他们顽固对抗的嚣张 气焰被打下去了，一个个基本上变得服服贴贴，交待出了大量的罪行。下一 步该是检察院的复审了。复审的情况如何呢？当时苏联检察院特别重大案件 的侦查员A ·舍伊宁和M ·拉金斯基，曾和检察长维辛斯基一道参加了对“平 行中心”被告的审问。60 年代初，舍伊宁和拉金斯基向有关机构回顾了当时 的情况。他们说，维辛斯基对被告的所谓 “复审”纯粹是走形式。他只向复 审人员提供审讯记录，而不让复审人员审阅按法律规定应审阅的整个案件的 材料。在审讯时，总检察长维辛斯基擅自修正审议的结论。 在复审时，检察院有权与被告见面调查问题。维辛斯基根本无视法律规 定、社会主义法制和检察院的职责，他常常利用与被告见面的机会，继续对 被告施加压力，继续 “加工”。当时与维辛斯基一块工作过的人提供了这方 面的见证。比如，在公开审判开始以前，维辛斯基曾和拉狄克进行了会见。 在会见时，拉狄克向维辛斯基宣读了他写的 《一个被告的最终陈述》的草稿。 根据见证人的叙述，维辛斯基听完后的反应如下： “‘怎么，就这些吗？’维辛斯基严厉地问道，‘不行，要重写，整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