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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 4 月 13 日的谈话。谈话内容是关于日本在萨哈林的石油、捕鱼和采 煤租让企业的问题。在预审中，索科利尼科夫在承认谈话本身的事实的同时 交待说，谈话后与日本大使又进行了一次简短的谈话，内容是关于托洛茨基 向日本政府的建议。1936年 12月12 日的审问记录如下： “索科利尼科夫： 当太田和大使馆秘书要离开的时候，太田稍微延宕 了一下。此时，两个译员已走出办公室。当时我正送他出去，太田利用这个 机会，与我交谈了几句话。 问：请您尽量照原话谈一下您与太田的谈话。 答：太田对我说： ‘您是否知道托洛茨基先生向我国政府所作的一些建 议？’我回答说： ‘是的，我已知悉。’太田问道：‘您是如何看待这些建 议的呢？’我回答说： ‘我认为这些建议非常严重。’这时太田问我：‘这 仅仅是您个人的意见吗？’我回答说： ‘不，这也是我的朋友们的意见。’ 我们的谈话到此结束。 问：后来，太田在与您的谈话中有没有再次谈到你们的集团与日本政府 的接触问题？ 答：没有，上述与太田的谈话发生在我和他会谈的最后时刻。在这之后， 我不久就离开了我在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因此再没有与太田见过面。” （39） 很明显，即使太田与索科利尼科夫有过这样的谈话，那也根本不能说明 索科利尼科夫与日本情报机构有什么秘密的关系。作为外交人民委员部的负 责人，他被问及有关托洛茨基的问题并对此作出回答，都是正常的现象。可 是，一个外交官的正常外交活动竟被说成间谍活动。而在整个案件的材料中， 关于这个问题的材料仅此而已。 关于拉狄克和皮达可夫的所谓间谍活动也是如此。拉狄克供认，在 1934 年或 1935年，他在一个外交场合，与德国使馆武官克斯特林将军和新闻专员 鲍姆有过一次简短的谈话。他们用一种审慎的形式让他知道了托洛茨基与德 国政府的关系。在侦讯时，皮达可夫谈到这个问题时，只是说他似乎记得拉 狄克说过与德国人谈过话。这种在外交场所司空见惯的询问、暗示和试探， 能说明什么问题呢？如果以此定间谍罪，那么一个外国使馆可把驻在国的任 何人变成间谍。 除上述材料或者说可称之为材料的东西外，案件的卷宗里再没有什么有 关拉狄克和索科利尼科夫里通外国的谈话。拉泰恰克、普申、格拉舍、舍斯 托夫、斯特罗伊洛夫与德国情报机构的联系，利夫希茨、克尼亚泽夫、图罗 克与日本情报机构的联系，也是人为地加给被告的。他们的有关供认是笼统 的，前后矛盾的，没有旁证材料，没有证据。 当内务部的侦查员们接受了上级的任务，按照上边定下的调子，对被告 进行秘密审讯时，他们是两手空空，尤如无米下锅的婆娘。除了让刑具发挥 自己的效力外，只好捕风捉影地收集一些可以作为罪证的东西。原反对派成 员吗？那么他们肯定对现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不满，肯定有谋害党和国家领 导人的阴谋，于是朋友的会面、小型会议和家庭聚会以及通信等，便成了阴 谋策划刺杀领导人的活动。经济界的领导干部嘛？那么他们就是制造各种事 故、生产下降、计划告吹的罪魁。外交官或与外国人有过接触的人吗？那么 他们肯定是间谍。他们肯定与外国人谈过话，鬼知道他们到底谈了什么。说 他们这是从事间谍活动，任何人都拿不出说明他们不是间谍的反证。除此之